在新的历史时期,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又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:一是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,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“过时”;二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,企图从马克思主义的“本本”中直接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答案,并以此来衡量、判断现实。邓小平同时批判了这两种错误倾向,并认为“老祖宗不能丢”,丢了就是背叛,就会葬送社会主义;同时,要敢于讲“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”,要有“新话”[29],否则是僵化,僵化也会葬送社会主义。邓小平的这一论述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:一要继承,二要发展。在继承中发展,在发展中继承。
“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: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。”[30]在新的历史时期,邓小平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,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出发去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,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。
从理论来源和本质属性看,邓小平理论根源于马克思主义,孕育于毛泽东思想之中,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,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。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一般理论基础,那么,毛泽东思想则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特殊理论基础。邓小平一再强调“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”,并指出:“从许多方面来说,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、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,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,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。今后相当长的时期,还是做这件事。当然,我们也有发展,而且还要继续发展。”[31]这就是说,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的理论之间具有继承、纠正和发展的三重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