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新的历史时期，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又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：一是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，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“过时”；二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，企图从马克思主义的“本本”中直接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答案，并以此来衡量、判断现实。邓小平同时批判了这两种错误倾向，并认为“老祖宗不能丢”，丢了就是背叛，就会葬送社会主义；同时，要敢于讲“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”，要有“新话”[29]，否则是僵化，僵化也会葬送社会主义。邓小平的这一论述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：一要继承，二要发展。在继承中发展，在发展中继承。
“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：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。”[30]在新的历史时期，邓小平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，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出发去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。
从理论来源和本质属性看，邓小平理论根源于马克思主义，孕育于毛泽东思想之中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，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。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一般理论基础，那么，毛泽东思想则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特殊理论基础。邓小平一再强调“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”，并指出：“从许多方面来说，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、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，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，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。今后相当长的时期，还是做这件事。当然，我们也有发展，而且还要继续发展。”[31]这就是说，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的理论之间具有继承、纠正和发展的三重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