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如此困难的财政状况下，北京政府的日常行政开支都难以维持，更不用说扶持工商企业、发展文教事业了。据统计，从1912-1926年，北京政府所借外债总数为13.37亿元，其中用于发放军饷、购买军械的费用占22.8%(1918年则高达近40%），而用于航运、电信、工矿等用途的费用只占7.8%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各机关、各部门的“闹饷”几乎成了后袁世凯时期北京财政的常态。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，北京政府也曾筹备成立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和财政整理会，提出各种整理财政案，以讨论中央财政方针、整理全国财政计划、审核并研究整理内外债的办法，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预算。但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北京政府既无统治权威，也就没有整理财政与编制并严格实行中央财政预算的能力，所有整理财政的计划与方案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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